我们已知的有记载的历史知识只是历史极少的一部分，而且这极少的部分绝大多数是统治阶级的历史。

　 1999年2月27日元宵节前，泉州海交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光明之城》手稿的发现及其研究座谈会”。该书手稿发现者和翻译者、英国学者戴维·塞尔本教授远渡重洋来到泉州作了“我与《光明之城》”的专题报告，他归纳了西方学者否定《光明之城》真实性的11个主要问题。中国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对该书真实性初步考证的意见。这次座谈会被认为是中国学者、西方学者关于《光明之城》真伪之辩的首次“面对面”，由此打开了《光明之城》那扇充满诱惑、神秘和危险的大门。

　 吉祥大气的名字：光明之城

　 1997年初，一生没到过泉州的英国学者戴维·塞尔本教授在英国李脱·布朗出版社出版其译著《光明之城》，所译手稿是720年前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纳经海路来到中国刺桐城后所记载的自1271年8月到1272年2月间居住半年的见闻。手稿的发现和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引起了轰动，掀起一场真伪论战。

　 远在东半球的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看到美国《新闻周刊》的消息后，于10月31日在《泉州晚报》发表《迎接世界性的“刺桐热”》。同年底，《泉州晚报·海外版》跟踪报道，引起关注。1998年1月，天津《今晚报》以《他比马可·波罗早到中国吗》为题连载三日介绍该书。当时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筹拍《龙腾》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的泉州部分由通晓中英文的英籍新加坡人黄滔滔小姐担任前期采访。经联系，黄于1998年春节来到泉州，并带来两部英文版的《光明之城》。王连茂高度重视，整个春节假期都在家里用来速记、整理和研究由黄口译的重要章节，并于当年3月在《泉州晚报·海外版》连载，这是国内读者最早看到的《光明之城》意译的部分章节。

　 1998年6月，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施宣圆与王连茂的访谈文章《光明之城是伪书吗》，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应战西方学者“伪书论”的第一篇文章。7月8日，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在《中华读书报》介绍该书，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泉州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专题讨论并决定邀请戴维来泉作学术报告。1999年11月，《光明之城》中译本由上海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的7000册全部告罄，国内真伪两大论战阵营开始形成。2000年2月12日，文汇报刊载上海学术界真伪讨论。与其同时，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主编的《海交史研究》连篇累牍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展开深入讨论。

　 有趣的是，原来因“伪书”问题拒绝出版的美国某出版社到了1999年底也出版了该书，书中惟一收入王连茂应战西方学者的名篇《光明之城与南宋刺桐史实杂谈》。2000年12月，泉州海交馆“关于光明之城真伪考”获准列入国家文物局文博社科重点研究课题。5年来多，国内外围绕《光明之城》的论战及其相关新闻报道，使“刺桐”泉州又多了一个吉祥又大气的新名字：“光明之城”。

　 中国学术界论战观点与西方大体相同：一、戴维自己制造了这个文本；二、雅各手稿是伪作；三、雅各手稿是真的；四、雅各手稿有真有伪。王连茂认为，《光明之城》是比《马可·波罗游记》更早的欧洲人来华游记，其争论是正常的。后者的真伪论战不也是延续了数百年吗？《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中国南方海船的船壳板是多层板结构，连中国的历史文献也找不到记载，很难令人相信，直到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人们才大吃一惊：船壳板真是2至3层！事实证明，史学上没有文字记载的、难以辨认的东西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考证和争论才能逐步地去伪存真。

　 不少史学专家认为，《光明之城》真实性问题的论战已经或正在证明一个关系到作为南宋经济中心的泉州是否已经存在比欧洲启蒙更早的、具有世界性开放文明的社会。假如是真实的话，那么，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基本观念就必然受到挑战甚至有被推翻的可能。但不论是真是伪，研讨该书无疑对南宋泉州的历史考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取向。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光明之城》问世所引发的国际汉学界的论争，事实上已为泉州再次扬名天下，以及为提升泉州申报“世遗”的注意力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正像国外媒介报道《光明之城》的题目：“假如你要到中国旅游，请尝试这条路”，“假如你想到中国旅游，考虑这条古老而富有戏剧性的道路”。

　 歌舞升平下酝酿着政治危机

　 我们必须了解雅各抵达刺桐时蒙古大军的铁蹄已开始向南宋进发，江北重镇襄樊已被元军所围困。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光明之城》大量篇幅所记述的那几场使西方学者断然否认的社会主流人物关于刺桐城是降是战的大辩论。这几场辩论生动地反映出这座被称为“乱世前卫”的国际都市的多元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不同政治、经济势力集团的思想大冲突与激烈的斗争。

　 1276年12月，以经济利益为重的、掌管刺桐军政市舶大权的蒲寿庚集团叛宋降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4年前雅各所目击的不同政治势力集团的斗争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蒲氏杀戮了代表抗元派的赵氏皇族（南外正宗司）宗子及在泉淮军达3000多人。蒲之降元，使刺桐城免遭元军铁骑蹂躏，而元军三入广州使之大损。这也是刺桐港的繁荣能延续并更为昌盛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蒲之降元，令泉州地方文献“概遭兵火，无复遗者”。正因《光明之城》填补了这段难以虚构的历史空白，使其真实性更具有说服力。

　 《光明之城》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关于泉州南宋史的讨论。而这一新出现的历史活生生地证明一段被毁灭的历史。正像泉州湾宋代古船一样，地方古籍文献并无文字记载，但并不等于它没存在过；当古船重见天日之时，人们才发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古船，它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假如我们拒绝新出现的历史知识，只承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是历史的话，那么就无须再去考古发掘了。

　 庞大富裕的侨民社会

　 南宋以来，在朝廷特许优惠政策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外商远渡重洋来到刺桐，他们或定居或暂居，杂处民间，数以万计。城南一带更是阿拉伯侨民的天下，其中不乏巨贾富商。大食商人蒲罗辛因载乳香来泉“抽解”价值30万贯而被朝廷授予“承信郎”的荣誉官衔，而从广州迁居泉州的蒲寿庚之父蒲开宗被赐于更高的“承节郎”，可见其招徕番货更多。北宋末以来，泉州设有“番学”，让外商子弟在中国接受教育。而外商也乐捐当地修城建桥等公共事业。宋时，刺桐城外东南隅辟有“掩胡贾之遗骸”的公墓区。1996年，海交馆在市区涂门街出土5座未成形的伊斯兰教墓盖石，可见宋代刺桐就有专门为穆斯林生产墓葬品的工场。1998年，海交馆在津头埔地段抢救性发掘60多具伊斯兰墓盖石以及也门人所建的清真寺构件，可以认为此地即是阿拉伯人的聚居区之一。

　 从公元1225年赵汝适《诸番志》所访问的番商推断，当时至少有58个地区、族群和国家的外商居住泉州。当时刺桐的文身技艺举世闻名，印度人趋之若鹜。从吴文良、陈达生有关伊斯兰教碑铭的考证中还可以发现，宋元泉州庞大的侨民社会中有贵族、圣裔、名将之后、军人、传教士、宗教领袖、学者、部落长之后、女性侨民等等。印度商人经济实力雄厚，建有十分壮观的、中国惟一的印度教寺，甚至有亚美尼亚贵夫人捐巨资建了一座华丽的基督教堂。王连茂认为，南宋时期刺桐的侨民社会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而且是个较高文化层次的侨民社会。雅各来到刺桐时所见所闻的便是这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裕无比的港口城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地中海港口城市“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各种类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有包含的头饰、时装、烹饪、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物的聚集场所”。这一“嘈杂拥挤”的景象与雅各所记述的刺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

　 无比繁荣的国际港口城市

　 公元1078年，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标志着刺桐港已被朝廷确定为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这是刺桐港走向极盛的转折点。公元1125年金宋战争爆发。1129年12月，南外正宗司移置泉州，泉州成了宋朝统治者的避乱之所。绍兴8年（1138年），宋廷迁都临安（杭州）。由于明州———宁波诸港受战争影响急剧下降，广州至杭州之间又太远，泉州地理优越自然引起朝廷高度重视，特许泉州不少优惠政策发展海外贸易。泉州市舶收入成了宋廷重要财政来源，泉州地位一跃成为“南宋帝国生命线之所托”。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刺激泉州农业、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成为宋代泉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及其城市化迅猛发展的直接动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北宋元丰时（1078—1085年），泉州已列入全国20万人口以上的六大都市之一。雅各看到，刺桐之夜，市民门口挂灯，行人提灯，街巷、瓦舍、酒馆灯火通明，“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处处都有灯光”，“由于这一原因，人们称这座城市为光明之城”。刺桐夜晚高度的照明水平，既是城市财富盈溢的标志，又是夜生活文化高涨的象征。

　 “伪作论”观点被一个又一个考证否定

　 自1999年戴维教授来泉，包括泉州学术界在内的国内学术界关于该书的真实性问题论战，已远远超过西方学者批判《光明之城》的11个问题：

　 关于《光明之城》手稿的形成

　 雅各在刺桐的贸易活动是依靠意大利血统的混血儿李芬利的翻译同讲“泉州话”（并非普通话）的本地人进行沟通的，因此他用古意大利文所记述的刺桐见闻首先是“泉州话”的意译。700多年后，戴维又用英文将其翻译过来。这种多次语言文字转换过程及其古今语言环境的时代性限制，发生不可理解的谬误是必然的，就当今的翻译也不可避免。雅各1272年逃离刺桐返程，其手稿在1279年安科纳地震之后着手整理，不少学者认为完成时间应判断在1290年以后。因为手稿中夹杂着元代统一中国后的信息，且手稿字迹不一、删改和各种批注、多语种混用、手稿末有他人签名等事实，至少说明存在着雅各成稿、后人增删改动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批判者所认为的“度宗”年代错位这一“硬伤”便迎刃而解。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雅各来泉时中国大陆并非是一统天下的朝代，而是元朝与南宋并存交战的年代，谁能否认这种乱世之中各种信息的混用呢？

　 关于刺桐有无火葬等史实

　 王连茂和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玉昆等学者在回答西方学者11个否定观点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雅各来泉40年之前任知府的真德秀《劝孝文》告诉我们，当时泉州火葬风气之盛，“积习岁夕，视以习常”；泉州已发现并收藏的众多宋代骨灰罐实物，不容辩驳地否定了西方学者提出“泉州当时无火葬习俗”的观点；

　 ———唐末乾宁四年泉州便有用10辆车40匹马迎送三千经书的大事，此史载否定了“泉州当时没马车”的观点；

　 ———宋代泉州陶瓷业已相当发达，迄今已发现宋古瓷窑址就有100多处，规模庞大而且生产规模十分惊人。从出土的宋泉州外销瓷文物可以证实“刺桐没有陶瓷制造业”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北宋苏颂在《本草纲经》就已指出泉州是砂糖的产地，走马埭、斗门盛产蔗糖，“商贩辐辏”，永春糖早已列入贡品，“糖有黑白二种”，雅各如何在刺桐买不到黑糖呢？

　 ———至今在泉州古大厝里，踢、站、坐门槛是严禁之事，起源何时已无从考证，但也无从考证此习俗是泉人早于元人，或元人早于泉人，更何况游牧民族所居蒙古包并无真正意义的“门槛”；

　 ———当时刺桐能买到“番红花”吗？从明代何乔远《闽书》所列南宋进口商品便有“番红花”，雅各当然也可以买到“番红花”；

　 ———“当时刺桐没有吸食鸦片”。实际上，宋代起罂粟在中国就广为种植，而多药用食疗。不可否认的是，公元9世纪就已知鸦片为“最强的麻醉剂”的阿拉伯人不可能不将这丰厚利润的东西带入与其贸易密切的刺桐城；

　 ———那种以“南宋中国人不擅言词”来否定书中辩论情节在当时刺桐城内书院林立、讲学风盛的史实前是不堪一击的。如前所述，正是这几场辩论为泉州南宋研究留下了合情合理且弥足珍贵的史实。

　 王、李等学者还从当时刺桐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行为道德及“瓦舍勾栏”等方面考证了书中所描述的对象。后来海交馆主编的《重返光明之城》图册也以大量文物、民俗来印证《光明之城》的真实性问题。如从该册可清晰看到死于1243年的福州贵夫人古墓出土的薄如蝉翼的泉州纱罗，穿上如此半透明服装的女人又如何不性感呢？

　 国内不少学者通过古籍文献对《光明之城》所描述的饮茶、素食、缠脚、走路执扇、贴在城墙的官方布告（日报）、塔楼“时计”、城市夜间照明、街头巷尾的早餐摊点、港口税、宋元铜钱纸币、袖中藏钱等细节进行令人信服的证实。中国航海史专家金秋鹏从中国古代的造船能力及航海术的角度，论证了雅各书中所提及的“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的可能性，他认为古代史籍中关于“一港万船”的记载已屡见不鲜。

　 中科院杨丽凡硕士从礼教约束随着两宋中央集权的瓦解而削弱的角度，论述了当时刺桐城世风日下而出现的、被雅各记述的卖淫、同性恋、鸡奸、淫具等现象存在的可信性；她还证实了雅各记述当时刺桐士人裹发用的幞头巾子、团扇，贵妇的珍珠头饰，孙英寿鞭子的严教，刺桐的行会、雕版印刷、轰天雷、造纸业、春宫图书，南宋末年已有“回回”一词等等。海交馆陈丽华从当地地名考证了书中难解的一些地名如“江道第三区”与“第三巷”、“桥边第五巷”与“五板板”、“万寿街”与“荣寿坊”之间的关系等等。

　 台湾徐小虎教授2001年春节期间在罗马凡蒂冈秘密档案馆、图书馆查到有关13—14世纪刺桐外交资料，并以此论证了《光明之城》写作风格的合理性，证实了同时代的雅各与方济各会修士在内心、语言风格是相同的。厦大教授傅宗文除论证当时欧洲商人来泉州可能性外，更重要是通过对书中官僚士大夫集团代表人物白道古、土著海商集团代表人物孙英寿言论分析，论证了蒲寿庚叛宋降元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对《光明之城》不断深入考证研究，雅各所描写的南宋末刺桐城的形象逐步清晰、明朗了起来。法国史学家贾克·谢利耐教授在《南宋社会生活史》称：“在蒙人入侵前，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已达到灿烂的巅峰。”他指出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令人吃惊。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化外之邦。”这一论述恰恰是《光明之城》真实性的历史大背景。

　 事实证明，早在西方启蒙之前，在东方的中国已经存在一种“开放而启蒙的文明史”，而以《光明之城》展开的南宋刺桐史实的一系列研究，“强调的正是这种开放而启蒙的文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或许是因为这里强调的那种文明史观，恰如符合一个更大的中华开放古国的论点”。这正是《光明之城》真实性研讨对泉州申报“世遗”的史学贡献。而这种贡献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正不断地营造着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力，吸引着海内外旅游线路的目的地指向“光明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