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下午4时，杨武来到杨家坪正升百老汇工地，沿着垂直的土坡，攀上了孤立于周围17米地基深坑的房子边。这栋如同孤岛般的小楼就是那栋本月初以来在网络和媒体上备受关注的“史上最牛钉子房”。杨武即是那个神秘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户主。

杨武从凿开的墙洞进入屋内，旋即出现在楼顶，展开一面国旗，左右挥舞。

二十分钟后，杨武将国旗插立于房顶，再在面向杨家坪轻轨站的一面墙上，拉出一条白布横幅，上书“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此时，杨武的妻子吴蘋和她哥哥正站在房基下，他们搬来一桶矿泉水、两袋食品及一床被子，准备运上去。房基边原来用于攀爬的十来道土坎，这天上午9时她哥哥来时尚有，现在已被铲去。他们只好将一条绿色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上去。

这个地方，吴蘋已经两年半未回来过。这次来，她本来是准备执行3月19日九重庆龙坡区法院的听证裁定——限期3月22日前搬迁的。按照法院裁定，在这个限定日期后，这栋219平方米的房子将被强制拆除，“史上最牛钉子户”将仅存于历史的记忆。

但杨武和吴蘋不甘愿，在斗争了两年半后，竟然是如此结果。

我要房子

这栋两层楼的房子毗邻杨家坪轻轨站。经轻轨站的廊道前往杨家坪步行街或坐轻轨的人，朝下俯瞰即见。

每次搭轻轨，吴蘋也像路人一样看一看，顺便聆听旁人的评论。她说她听到最多的是“好可怜，好造孽”，“肯定是开发商不对，不然早拆了”。这些话让她心里不是滋味，感到“又伤心，又怄气”。

对她而言，这栋219平方米的小楼承载得实在太多。

这是丈夫杨武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修于1944年，原来是木制结构，一底一楼。1957年，国家将所有私房收归公有，由房管部门统一分配，杨家的这栋房子也不例外。1983年，吴蘋与杨武结婚，无处可居，吴蘋“通过书面的，层层向各级政府反映”，理据是杨家为穷苦人家，不属于没收，符合政策返还。如此，房子还到杨家手中。“当时很轰动，在重庆市可能都是第一户。”吴蘋回忆说。杨家有8个子女，杨武在男辈里最小，“加上唯有他生了男孙”，所以得以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一房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房子所在的鹤兴路是重庆杨家坪一带繁华的商业街，临街铺面主要是做餐饮，被当地人称为“好吃街”。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杨武辞职，把房子变成酒楼，“生意红火得很，自己的房子，成本低，赚得比别人多。”

1993年，杨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垮塌危险。吴蘋向房管所申请排危，在交了十多万元配套费后，获批准在原址重建，杨武夫妇于是建起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栋砖混结构的小楼，“连建带装修，花了几十万”。吴蘋说。

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隆公司)为拆迁开发商。同时，红线内的居民户口被公安部门全部冻结，准出不准入。

此时，在周围日益兴起的高楼大厦映衬之下，鹤兴路地区已成为危旧房集中的棚户区。除了杨家新翻修的房子之外，这里多是木制结构和穿逗结构(竹篾敷泥作墙)的房子，经常发生火灾，经常发生下水道堵塞。

南隆公司称，拆迁之后这里将建成53层高的商住楼，旁边还有裙楼，所有拆迁的经营户都将获安置到裙楼。南隆公司甚至将规划楼房的有机玻璃模型放在当地电影院门前展览。这对鹤兴路这些长久住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基本上都想早点拆迁。

“最划不来就是你。”邻居们纷纷对吴蘋和杨武表示同情。但吴蘋还是填了拆迁意愿调查表。在货币和还房两项选择上，她勾了“还房”。

不久，居民们看到有人来钻地表，取土壤标本。可是，后来就没动静了。几年过去了，吴蘋和其他的拆迁户多次找南隆公司询问何时拆迁，都说不知何时。

接着，鹤兴路居民中开始传言南隆公司是个空架子，1992年就拿到拆迁许可证，然后遇到宏观调控，从银行贷不到款，开不了工，到2002年政府又要收回土地，南隆成了居民口中的“烂龙”。

然而，拆迁公告一出，10年的经营好景便如流水而去。“1992年一说拆迁，鹤兴路门面就不值钱了，成了渣滓街。”同是拆迁户的吕亚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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