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了，但还是要站着生活——下跪记者何红口述实录

本刊记者谢文轩发至北京摄影/刘文敏

在决定把一切说出来之前，何红一直认为自己会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会去揭这块疼痛无比的伤疤。虽然在每次通过报道得知其他媒体记者遭遇伤害时，她会禁不住地回想当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白天却若无其事地照常工作生活。

整整6年时间，何红都在这样痛苦地煎熬着。

2007年9月2日，北京。坐在记者面前的何红显得憔悴不堪。原定在其住处采访的，但后来因所寄居的地下室实在太小，改在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公园内进行。说起当年的事件，她数次言语哽咽，身体痉挛。

"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报社夷为平地！"

事情过去七八年时间，但每每想起，我的心就依然如刀搅一样难受。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清晰而令人惧怕。

2000年10月，我接到一个刑事案件的投诉，案件当事人段德茂的父亲段生魁提着厚厚的投诉材料来到报社。正巧当时我值班，于是接下了这个投诉。在接到投诉之后，我随即展开采访，核实事件真相，此后在2000年11月1日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那篇报道没有任何偏袒。谁知此稿发出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不明身份者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将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叫嚣着把我交出来，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如果报社不赔钱就悬赏捉拿我，抓住后砍断写字的双手，砸断跑新闻的两条腿。

他们不容总编说话，手中的铁棒就已经砸了过去，总编的额头被砸得鲜血直流。看到如此架势，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此时已经溜之大吉。报社仅剩下一名总编和一些编辑记者。

当时，我正巧回到报社，有同事看我走进来，暗示我快点儿离开。可我一时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理解同事的意思，照旧走进了总编办公室。

我进去时，看见为首的那个人捏着拐杖还在叫骂着，就大胆上前相劝：有什么事好说，不要发那么大火。当我手扶为首的那人的胳膊时，感到他胳膊里有一个硬梆梆的东西。心想这人可能是假臂，于是，劝他坐下说，没想到我扶他坐下时，无意中碰到他的腿，还是硬梆梆的，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人身上带着凶器。正在此时，那人把手里的拐杖一拔，抽出一把利剑，直指总编，再次吼道："再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的报社给夷为平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此期间有人报了警，但警察来之后发现双方都认识，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警察丢下一句"你们自己处理吧"就离开了。这更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这时，一个胆大的男同事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外面有你的长途电话，我找你半天了!"强行将我拉了出去。出来后，那个男同事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这伙人正是冲着我来的。《火气太大起祸端》文中的胡勇庆正是该为首者胡三海的女儿，胡三海声称文章诋毁了其女儿的形象，并偏向段方，要求讨回公道。男同事说完就把我连推带拽地带离了报社。

"你不同意下跪道歉，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

后来连着几天，那些人都跑到报社要人。报社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编委会决定，外部宣称开除我，内部留用，只是需要改用笔名。报社公告栏上很快贴出了开除我的通知。

然而，那帮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不时地到报社来闹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他们天天来闹，报警警察又不管，还不如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没想到报社还真的采纳了这个想法。找了个道上的人去谈条件，谈判结果是对方要求我下跪道歉。

当报社副总编张则刚把这个谈判结果告诉我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为了维护报社的安全我可以道歉，但下跪绝不可能。而张泽刚则强硬地跟我说："如果你不同意下跪道歉，你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这伙连警察都惹不起的家伙说得出做得出，假如他们将报社夷为平地，那么这么多人都得统统完蛋。"话说到这份上，我已经哑口无言，对于领导的失望让我痛心疾首。

2000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张副总编的带领下，我们去了此前预订的兰州市中心广场东口"元祥大酒店"的一间客房。推开房门见到胡三海和手下已经等在那里。胡三海手一挥，手下的小卒都悄悄退下，顿时房间显得很安静，静得连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胡三海手拄拐杖，翘起二郎腿，傲慢地等我下跪道歉，在进入房间有足足5分钟，我都僵持着不肯道歉，但在张副总编不停的示意下，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

然而，对方对我的道歉仍不满意，再次向报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报社按照他们的意思重写原报道。无奈之下报社领导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没几天，一个姓王（化名海涛）的记者就写出一篇《法律自会还公道》的报道刊登在报纸显眼的位置。而此事报社已经无法顾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形象了。

"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

为了不让父母家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但很想找个人说话，出出主意。这时，我想起了义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钟文农），于是就轻描淡写地向她们夫妇叙述了自己做新闻报道惹了麻烦，报社让改用笔名的事情。夫妻俩除了安慰我之外，劝我多加小心。并给我起了笔名央金卓玛。他们鼓励我说做的没错，从此，我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义父张伟民是位老少数民族干部，他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支持你，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用自己的良知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要在社会上留下骂名。

当天离开义母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望着眼前的一幕，我目瞪口呆，自己的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电视机，洗衣机，录象机都被砸烂了，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扔在地上。看到此景，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帮人跟踪了。房东也因怕事跑来告诉我，不让我继续住下去了，让我尽快另租房子。

我虽然报了警，但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理会我。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想到年迈父母，顿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为了不给父母带来危险，我只能强忍着对父母的思念，尽量不回家看望二老，避免有人跟踪到父母的住处，给老人带来麻烦。

但是，后来迫于无奈，我还是回到了父母那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这更增添了心情的郁闷和烦躁。但是不知情的父母却一个劲儿地责怪我工作的不稳定，更责怪我放弃国企的工作，越说越生气，后来干脆把我赶出了家门。冒着瓢泼大雨，我不知该去哪里，只好去了报社，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睡了一夜。

不久，我又重新在兰州的市区里租了房子，这时，我不时地遭到跟踪和电话恐吓，作为一个女孩子多少有些害怕。但是男友对此毫不知情，也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危险。当时，由于患病，我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估计是跟踪的人找不到我，就跟踪我男友。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在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细听声音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男友，当我把门打开的瞬间，一下子惊呆了，只见男友浑身都被血遮盖住了，整个脸被血流糊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他的人让他带话给我，说只要我活着就别想好过，包括我身边的人，话没说完，他一下扑到我身上晕过去了。面对男友的伤痛，我深感内疚和难过。是我惹了那些黑恶势力，但却牵连了他。

为了不再让男友跟着自己受委屈，我找了无数的理由提出分手，男友死活不肯，但我心意已定，执意断绝和男友的来往。后来，男友无奈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不久的一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上班，当车行到兰州市雁滩公园附近时，突然发现一辆货车紧跟在我身后，我立即骑车拐进了自行车道，但没有想到的是那辆货车也随之拐了进来。我加快速度，货车也轰开油门，在自行车道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都纷纷躲开，我也试图往路边靠近，但是货车在此时猛然提速，呼啸着向我冲过来。只听到"嘭"的一声，我就失去知觉倒地，待我苏醒过来，货车已经扬长而去，而我满身是血。我为此付出了两颗门牙，和身体部分部位的深度伤疤。

不仅如此，那些黑恶势力甚至还采取了收买和下药的方式。但都未能达到目的，他们收买了我的朋友刘某（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公也是被人收买的围攻报社黑帮分子之一）。有一天，刘某说她和老公请我去KTV，实在推辞不了，我只好如约前往。他们之中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只要你答应加入我们的黑社会组织，从此以后你要为我们多宣传，多写正面的宣传报道，保证给你的薪水远远超过报社给你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刘某的老公见我坚决不答应加入黑社会组织，就殷勤地劝我喝茶水，我捧起茶杯，边听歌边无意中打量手中茶杯，猛然发现我手中的茶水在冒泡，我怀疑有问题，就没喝。

后来，良心发现的刘某胆怯告诉了我，那晚她老公的确给我的茶杯中放了药，至于是什么，也一直没有告诉她。

这样不断的骚扰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我实在再不堪忍受了，只好痛苦地做出了离开兰州的决定，来到北京，试图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后来有幸和同乡罗竖一相识，在谈话中无意透露此事，罗竖一表示出强力的愤慨，并鼓励我将事情讲出来，记者在帮读者维权，可是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还原"下跪"的真相。

我们都希望通过我的现身说法，能引起社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不受侵害，让更多的记者不再流泪，不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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