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世人知刺桐如今日知纽约


　 “桐”一名起源于五代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主政泉州时拓建罗城，将原有的唐城扩大了七倍，并沿城环植刺桐树。每当春夏之交，刺桐枝头吐出了一蕊蕊火焰般的红花，把整个城市渲染得无比娇艳迷人。于是，先是阿拉伯人，以后是所有的西方人都称它为“zaitun”（刺桐的转音），并从此蜚声海外。随着泉州港的日益繁盛，来自亚、非、欧洲各地的无数外国侨民汇聚于此，使它成为“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的国际大都市。在那个时代，刺桐犹如今日的纽约一样，是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顶尖城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知名度能超过它。有趣的是，当马可·波罗把神秘而富饶的中国和无比繁华的刺桐之所见所闻带回意大利故乡，它留给欧洲人的印象竟然是如此动人和深刻，简直就像一幅人间天堂的图像。我们知道，比郑和下西洋晚87年才开始进行航海探险活动的哥伦布，其目的就是想寻找一条从欧洲到中国的航线。当他着手准备东航时，曾向意大利著名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咨询东方的情况，这位深受马可·波罗和其他旅游家影响的学者在回信中特别写道，在中国有一个叫刺桐的港口城市，是举世无双的巨港，“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我们也许能够想见，当年的哥伦布是多么想一睹刺桐的风采哩。

　 为什么宋元时期当泉州跃居中国最大港以后，它的国际身价会变得如此之高呢？这是因为，经历了1000多年传统的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时达到了顶峰，因为海上贸易带来的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经济联结和文化联结，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样广泛和紧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富饶和科技进步，使它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宋元时期的泉州的确不同凡响，它不仅是各国商人和商品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与外销的重要基地。从北宋洛阳桥的建造开始，这里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造桥运动，到南宋绍兴年间达到高峰，一座座跨江跨海的梁式大石桥出现在晋江两岸及港湾岛屿之间，使泉州港的交通设施之完善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两宋泉州共造了139座石桥，其中113座修造于南宋，尤以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为最多，仅晋江县就造了13座，总长度在5052丈以上即30余里，平均每年造桥1里多。宋代泉州的造桥热潮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筏型基础”、“睡木沉基”、“浮运架桥”等技术，在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均堪称奇迹。它成了泉州海外交通走向鼎峰新的坐标，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它所拥有的雄厚财力。按王连茂的粗略计算，洛阳桥长度360丈，共花费1400万文，等于1．4万贯，平均每丈造价约40贯。若以此为基数，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变动及工程之难易等因素的话，那么，仅晋江一县在绍兴年间投入造桥的资金就达20万贯。而绍兴年间泉（州）广（州）二港每年各自的市舶收入约近百万缗（贯）。须知此时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500万缗（贯），泉州一年的市舶收入就占了南宋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而投入交通设施基本建设的费用之高殊足惊人。这确实是一个“舶货充羡”、难与比拟的“富州”！

　 13世纪赵汝适的《诸番志》和14世纪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这两部海交史珍贵文献，就详细记载了以泉州为起点一直到遥远的东非沿岸、最盛时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以泉州海商为代表的闽商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其雄厚的资本力量已足以左右南海贸易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必须指出，宋元时期，中国的官方文献更多的是习惯于以泉州为基点来计算同国外诸港的距离、航程和方位，连南宋人吴自牧记述京城临安（杭州）盛事的《梦粱录》均直称：“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即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中世纪世人知刺桐如今日知纽约


　 “桐”一名起源于五代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主政泉州时拓建罗城，将原有的唐城扩大了七倍，并沿城环植刺桐树。每当春夏之交，刺桐枝头吐出了一蕊蕊火焰般的红花，把整个城市渲染得无比娇艳迷人。于是，先是阿拉伯人，以后是所有的西方人都称它为“zaitun”（刺桐的转音），并从此蜚声海外。随着泉州港的日益繁盛，来自亚、非、欧洲各地的无数外国侨民汇聚于此，使它成为“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的国际大都市。在那个时代，刺桐犹如今日的纽约一样，是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顶尖城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知名度能超过它。有趣的是，当马可·波罗把神秘而富饶的中国和无比繁华的刺桐之所见所闻带回意大利故乡，它留给欧洲人的印象竟然是如此动人和深刻，简直就像一幅人间天堂的图像。我们知道，比郑和下西洋晚87年才开始进行航海探险活动的哥伦布，其目的就是想寻找一条从欧洲到中国的航线。当他着手准备东航时，曾向意大利著名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咨询东方的情况，这位深受马可·波罗和其他旅游家影响的学者在回信中特别写道，在中国有一个叫刺桐的港口城市，是举世无双的巨港，“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我们也许能够想见，当年的哥伦布是多么想一睹刺桐的风采哩。

　 为什么宋元时期当泉州跃居中国最大港以后，它的国际身价会变得如此之高呢？这是因为，经历了1000多年传统的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时达到了顶峰，因为海上贸易带来的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经济联结和文化联结，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样广泛和紧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富饶和科技进步，使它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宋元时期的泉州的确不同凡响，它不仅是各国商人和商品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与外销的重要基地。从北宋洛阳桥的建造开始，这里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造桥运动，到南宋绍兴年间达到高峰，一座座跨江跨海的梁式大石桥出现在晋江两岸及港湾岛屿之间，使泉州港的交通设施之完善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两宋泉州共造了139座石桥，其中113座修造于南宋，尤以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为最多，仅晋江县就造了13座，总长度在5052丈以上即30余里，平均每年造桥1里多。宋代泉州的造桥热潮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筏型基础”、“睡木沉基”、“浮运架桥”等技术，在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均堪称奇迹。它成了泉州海外交通走向鼎峰新的坐标，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它所拥有的雄厚财力。按王连茂的粗略计算，洛阳桥长度360丈，共花费1400万文，等于1．4万贯，平均每丈造价约40贯。若以此为基数，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变动及工程之难易等因素的话，那么，仅晋江一县在绍兴年间投入造桥的资金就达20万贯。而绍兴年间泉（州）广（州）二港每年各自的市舶收入约近百万缗（贯）。须知此时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500万缗（贯），泉州一年的市舶收入就占了南宋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而投入交通设施基本建设的费用之高殊足惊人。这确实是一个“舶货充羡”、难与比拟的“富州”！

　 13世纪赵汝适的《诸番志》和14世纪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这两部海交史珍贵文献，就详细记载了以泉州为起点一直到遥远的东非沿岸、最盛时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以泉州海商为代表的闽商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其雄厚的资本力量已足以左右南海贸易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必须指出，宋元时期，中国的官方文献更多的是习惯于以泉州为基点来计算同国外诸港的距离、航程和方位，连南宋人吴自牧记述京城临安（杭州）盛事的《梦粱录》均直称：“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即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