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小火炉发生关系是在1970年1月，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

华侨大学宣布解散，我们的车子到达德化的时候，墙上的标语是“欢迎下放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语已经被雨水打湿了。来了个年轻的农民来挑我们的行李，在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行李被放在一座废弃了的祠堂里。几十年前一个老太太死了以后这里就一直没有人住。墙根下长着绿色、黑色的苔藓。等到发现我们是华侨大学的年青教师以后，挑行李的年青农民愤愤不平起来，说是，太没有面子了。马上就有农民把新造好的两层木楼借给我住。那房子全是崭新的杉木搭成的，在一片旧得发黑的农家房子之中，显得像白宫一样鲜亮，几步之外就可以闻到木头的香气。一大堆小学生，兴奋得连课也不上了。主动为我们忙上忙下。

妇女们第一次看见那么远的来客，纷纷抱着孩子用土话评论我们。还大声地笑。我当然听不懂她们的话，一个小学生翻译：她们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在春节过了以后再来。老婆不会反对吗？有一个女人说着眼皮都红了。

楼下有个灶房，里面有两口直径差不多一米的大锅。看来平时可以煮几头猪的食料，农忙时足够用来招待几十个帮工。几个活跃的小学生送来了一捆带着树皮的木棍，还有一把油松片子。那油松片是半透明的，还发出香气，火柴一点就着了，冒着乌黑的浓烟，木棍尾巴上冒出吱吱作响的水。一把油松都点光了，不但没有把火点起来反而被烟火熏得泪流满面。孩子们哈哈大笑。

第二天，走到公社去，要求在春节前且在公社食堂吃饭。年轻的公社书记，虽然不是军人出身，却戴着当时很时髦的黄呢军帽，他一字一板地说，既然下来了，还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如此神圣的语言，使我们义无反顾。回到山村，来了一个中年人，中山装的口袋里别着一枝钢笔。是隔壁乡供销社的干部。他说灶膛太大，锅也太大。烧不热锅膛，就不可能点着火。应该买一个小火炉，用木炭煮饭。他有胃病，有时要煮一点点心，有这样的小火炉。他慷慨地把这个全村惟一的高级厨具借给了我们。临走时，叮嘱我们：先用淘米水浸一下，等到阴干了，再用一条铁丝缚一下，不然，一烧就裂了。不过几分钟，小学生把木炭送来了。木炭的质量很好，敲击起来，有金属的声音。我很小心地把它在淘米水浸透了，放在走廊上晾。第二天傍晚，正是旧历除夕。炉子已经干了。遵照那位好心的干部的嘱咐，先用铁丝缚了一下。望着那蓝色的火苗我简直感受到童年做游戏的快乐。第一次吃着向贫下中农学来的学问煮成的年夜饭，真有说不出的精彩。当我怀着革命者四海为家的豪迈情怀去洗碗的时候，却发现，那炉子不祥地裂开了一道很粗的缝。我小心翼翼地试试炉子的强度，才移动了一下，炉子不可救药地土崩瓦解了。

我悲惨到神经完全崩溃，小孩子们却快乐到像开庆祝会。

那个中年干部来了，他非常惋惜地说，炉子在水里浸了以后，要阴上三五天才真正乾透。你们才晾了一天，白糟蹋了炉子。

然而，不久以后，形势突变，我们的手被好几双不同的手向相反的方向拉。全村的农民闻讯纷纷赶来援助，抢着请我们吃年夜饭，手臂都快被拉断了，终于达成协议，分自然村轮流。村子里洋溢着一股浓烈的节日气氛。农村妇女坐月子才喝的家酿的红酒，还有茶油从仓库里慎重地端了出来。炉子的故事，成了饭桌上最好的下酒菜。

春节过后，公社开干部扩大会议。那个戴黄呢军帽的公社书记见到我，问，怎么样？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感觉怎么样？

我说，真是好极了。

他十分满意地说，我说嘛。这是你呆在大学里一辈子也碰下上的好机会。嘿嘿。

我忙不迭的点头，加倍地嘿嘿，嘿嘿。

他忽然严肃起来，对着我的耳朵，听说你们第一次一把火烧破了农民的一口大锅。有没有赔人家啊。我说，没赔。他严肃起来：为什么？

我平静地说，不为什么。我不想赔。

不管他多么困惑地盯着，我把手插在裤袋里径自走了，而且吹着口哨。(X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