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教授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在复旦读书时，先生正担任沪江大学教授，常能在报刊上读到他直言不讳的文章。1948年初，复旦史地系同学请先生作学术讲演，我做记录，整理后在学生刊物上刊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蔡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到复旦担任历史系主任，同他的接触便多起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把自己看作先生的学生。

　　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其中给人很深印象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时，王国维曾称赞他的文章“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欲言，甚为欢喜”；梁启超也曾写信给他说：“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一家言，勉旃勉旃。”这两事，我过去都曾听先生讲过。曾经受过梁启超、王国维这两位大师直接教诲和赞誉的健在学者，先生可说是硕果仅存了。

　　我同先生接触中的感受，最难忘的是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

　　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知识的渊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来自先生过人的勤奋。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总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我听先生讲过，1934年后，他曾在素以藏书闳富著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日夜苦读，下狠心按照该馆的《图书总目》，系统地读完它的“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就达二百多万字。这需要何等的毅力！难怪该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要说：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第二人，可以比作蜜蜂的采花成蜜。据担任过先生助手的李妙根说，1981年先生76岁时，因为下楼不慎摔伤膝盖髌骨，医生用钢丝固定，叮嘱必需静养。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通读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摘出资料，以后写成《王船山思想体系》。这又表现出何等的毅力。他在自勉诗中，有“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之句。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佩！

　　先生为人率真，也是众所周知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滔滔不绝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毫不矫饰地谈他的肺腑之言。治学时，他同样总是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他出生在贫穷的山区。母亲教导他：“千言万语都没有‘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这两句话的重要。”他最看不得那种不平之事，因此说“我一生反封建”。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坚持对封建旧传统思想持批评态度。读先生的文章，从严肃的论述背后，很容易感受到一种真挚的激情。

　　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这两点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尽管它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终究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对先生论著中有的具体论点，读者可以有不同看法，这正是先生历来提倡的争鸣精神。但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很值得人们学习。由于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渊博知识，对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读者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得到许多教益。

　　先生七十多年中的著述十分丰富。他二十五岁时就出版《中国学术大纲》、《孔子哲学之真面目》等六部著作，九十多岁高龄时又出版了《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现在能找到的论著约四百多万字。今年是蔡尚思教授百岁华诞。先生家乡泉州市政府和德化县政府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全集，确实很有意义。

　　作为后学来为先生的全集写序，实在深深感到惶恐和不安。但全集编者一再盛情嘱咐，自己也有一些不能己于言的话愿意借此说说。写下这些，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实际感受，用以求正于读者，并为先生祝寿。

　　（作者系《蔡尚思全集》编委会顾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前中国历史学会会长。）